SARS没干成的事，新冠病毒干成了

第一个开讲的白岩松，报出了一串很少有人去对比的数字。

2020年世卫组织出台的结核病报告显示，2019年世界新增结核病的病人一千万，死亡141万；2019年，中国新增结核病人数83.3万，全世界第三；截至目前，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不到10万 。

从数字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一个如此严峻却不被我们谈论，而另外一个却要成为历史回忆当中最大的事件？

“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是未知，人类真正恐惧的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未知。”白岩松说。

白岩松

但这些“未知”的病毒，其实在自然界早已存在。

作为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用一线医生的丰富案例说明，从SARS、H7N9到新冠病毒，病毒跨物种传播的事情一直在自然界中反复发生。

“整个自然界当中充斥着各种低等生物，从病毒到细菌，再到其他微生物，人类这种生物开始生长发育时，所有的病毒、细菌都跟我们一起共同发育，今天人类身上还携带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与你共生。”

那为什么有时候这些病毒和细菌会变成侵犯你的敌人？

“因为进化过程当中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没有非常好地相处。”张文宏说，有些病毒和细菌会跟动物界之间达成和解，像禽流感，大多数禽流感只停留在家禽或者飞鸟身上，不会到人身上来。但是一部分禽流感会突然跨越了飞禽走兽之间的界限，到人身上，这是跨物种的传播。这就造成了自然界非常广泛的疾病谱。

而分析传染病的流行模式，“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有无数种微生物，当它们中间的一种跟人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它的致病性适中，部分患者中发生的症状很重，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感染者症状很轻或者无症状，那么就会不容易被发现而造成广泛的传播。所以，如果说SARS病毒试图主宰世界没有成功的话，今年的新冠病毒则成功地影响了全人类，并且还要对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

令张文宏庆幸的是，2020年的我们，已与2003年不可同日而语。“要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不具备很强的检测能力。SARS在中国蔓延了6个多月，医院还不能检测SARS病毒。”而现在我们有了基因组学检测技术，我们很好地利用了科技手段，科学家只花了十几天就解码了病毒。“如果没有基因组学技术，那么新冠病毒在中国造成的惨烈程度可能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今天你们坐在这个会场里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

张文宏说，任何事件都会影响我们世界发展的方向，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听讲，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付出，有我们体制机制的各种优势，“但取得胜利的核心是我们非常尊重科学，我们非常好地利用了科学技术手段来防控这个疾病。”

面对未知，我们首先需要以科学的态度面对，这毫无疑问。但学者白岩松发问：医学仅仅是科学吗？

“疫情带来的冲击，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医学。糖尿病、高血压，很多疾病我们无法治愈只能控制，并且还有诸如艾滋病，埃博拉、SARS、新冠等新疾病出现，甚至精神疾病也将快速增长。任何一个患者得某种疾病的时候，一定是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的共生体，作为科学可以面对生理疾病，添加了人文，可能会更好地同时去治愈和面对由此产生的生理疾病。”

“所以医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止于科学，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体，因为患者就是这样的结合体。”

但医学的内涵，还不仅止于此。白岩松认为，从更深层次来讲，医学是社会学和更大的政治学。

他举例说，香港预计平均寿命男女均世界第一，不仅是医学的进步，更得益于医疗体制、工作方式、应急救护等社会方式；从1949年至今，中国婴儿的死亡率从千分之二百降低到千分之六点一 ，这也是社会公共卫生等综合因素所带来的进步；德国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菲尔绍介入柏林下水道改造，之后德国平均预期寿命由30多岁增长到了50岁，因为大大缓解了排出污水的地方常有的公共感染现象……这样的行为，与治好一个一个的病人相比，同样有意义。

张文宏

张文宏用一个小故事为白岩松的观点做了最好的注脚。

“最近我看到一本关于病毒猎手的书，引言说道，两位医生在河边聊天喝咖啡，突然看到河流上游漂下来很多落水的人，有的已经死亡，有的还活着。他们赶紧把人捞上来抢救，这时候有一位医生却跑了，另一位医生问你去哪儿呀，救人还来不及！他说我要去上游看看发生了什么。”

现在，我们遇到了新冠疫情，它的上游发生了什么？

张文宏回忆说，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对武汉封城，但除此以外我们更要做的是，聚集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驰援武汉，就是把我们“上游”的水流给堵掉了。然后，上海当时留下来的医生，不管你退休还是没退休，只要是社会上公认的好医生，全部进入负压病房两个多月。他们对所有的病人都实施最好的治疗方案。

“国际临床医学领域最著名的杂志最近发表的文章已经说明，从2019年的11月底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用的所有抗病毒药物，经过评价，作用非常有限！既然作用不大，那第二波的输入性病毒，上海接近一千例的输入性病例，为何没有一例死亡？这里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中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挤兑。”

张文宏调侃说，“你说今天医生本事很大，还不能完全这样讲，中国的医生尽力了，但是在座每一位戴口罩的人，你们也都是最好的医生，当时待在家里配合政府控制做社交隔离的民众都是战士。”

因此，回到白岩松的观点，什么是医学？更大层面的医学要靠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的参与。“2020年的这场疫情需要整个社会投入更多的力量，让医生做医生该做的事情，政府、社会要承担更多预防的工作， 因为大医治未病！”

放大时空，科学家施一公从古罗马帝国的灭亡、郑和下西洋、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人类首次发射宇宙空间探测器和引力波的检测说起，从另一个更基础的角度来看今年的新冠病毒。

“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带来了各种不可预知的可能。但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走向何方吗？”“今年的新冠疫情貌似是个意外。这样的意外，有了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当病毒第N次来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

施一公说，世界上生活着各种生物，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是属于这个地球的生命，也都和人类享有同一套遗传密码，享有同一个星球，人类不仅在主宰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影响这个星球的生命，同时被其他生命深刻影响。科学家天然的使命，就是用更好的科学、更好的技术去面对未来。

施一公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或者更具体一点，我是一个结构生物学家。我和我的前辈和同行，只能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密生命，让生命得到更好的发展，让生命免遭将来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干扰。”

这样的基础研究看似遥远，却是我们应对未来的必由之路。

施一公举例说，艾滋病的病毒颗粒侵染细胞后需要复制，复制过程中要形成长链蛋白，需要自己的蛋白酶切割三次才能成熟。1987年，当默沙东的科学家解析了这个蛋白酶的结构以后，根据结构特点设计了一个小分子抑制剂，这个小分子可以结合在蛋白酶的活性位点，使蛋白酶无法切割长链蛋白。因为这个抑制的作用，HIV尽管可以进入人体细胞，但是无法正常复制，无法产生新的病毒去感染新的细胞。这个药1994年在美国批准上市，两年后把HIV病毒引发的疾病死亡率降低了大约80%。

同理，过去几十年，人类用科学手段去了解心血管疾病。他们找到了富含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LDL）的受体，知道它如何工作，而找到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科学家，进一步发现了体内胆固醇合成通路的调控机制，以及如何通过他汀类药物来抑制这些胆固醇和LDL的产生。

“但有些人即便吃这些药血脂也降不下来，是因为另外一个叫PCSK9的蛋白，它会结合LDL受体，协助它们与LDL一起被细胞内吞，并一起被降解，从而阻止了LDL受体的重复利用。这个基础研究的突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LDL受体清除血液里的的LDL。现在很多生物医药公司通过抑制PCSK9来提高细胞表面的LDL受体，从而降低血脂，来治疗心血管疾病。”

这就是基础研究、科学研究的强大力量，也是我们人类先一步预知未来、防范未来可能出现危险的重要途径。

施一公说，面对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怎样更好地用科学来指导我们走向未来，让人类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灾难？我们需要跳出自己的圈子，静下心来看看我们周围的生命。

比如有一种生物叫涡虫，体长大约1、2厘米，在杭州的水塘里就有，用刀把它切成几百块，每一块都能重新长成一只涡虫，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还有一种生物叫水熊，比涡虫还小，只有1.5毫米左右，把它放在油锅里炸，放在几千个大气压的环境下，甚至把它放在宇宙飞船的外周，让它接受宇宙射线和无氧环境，它还是会活下来。

“基础研究通过研究这些与人类共存、用同一套遗传密码共生的物种，从中学到一些经验，得到一些教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宇宙的存在、生命的意义、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以及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