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坤良在授课

《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课之一。

此次开课的三位教授，都是在各自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其中，管坤良是这门课程的总负责人。他是Hippo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学者，在mTOR领域被引用第二多，曾获评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获过此奖的华人包括数学家陶哲轩、艺术家徐冰、作家李翊云等等。

但管坤良在他的第一堂课上却说：“你们老师知道的很少，不要完全相信你们老师。”

不久前，管坤良回到自己的家乡嘉兴，和桐乡市高级中学的学生交流。一位学生问他，延缓衰老的秘密是什么，管坤良回答：

“我不知道。”

付向东在授课

面对上课这件小事情，老师们表现得也像学生。回到开头那个交接场景，付向东和管坤良在教室在门口交谈：

“一节课你要准备多久？”管坤良问。

“全部投入，抛开其他事务，需要一周。”付向东回答。

“我也是。”管坤良说。

“给学生一杯水的话，你得有一桶。”付向东说。

回国之前，管坤良就有了给本科生上课的想法。当时疫情，出不了门，他就在家里研读《细胞生物学》的英文教材。回国的时候，管坤良一路上背着这本教材，少说有几斤重。

去年秋天，管坤良正式加入西湖大学，实验室还在搭建中，办公室已经布置好了。他拿起电话，打给总务部，请求给他的办公室换一个门，他需要一个门上带窗户的。

他想要让学生知道，他就在办公室，可以随时去找他。

管坤良带小窗的办公室

为什么想给本科生上课？我问他。

“难道上课不是老师的天职？”管坤良反问。

在美国做教授这么多年，他一直向往这样的大学生活——住在学校，走路上班，既做研究，也能上课。美国的教授大部分都住在校外。

来到西湖，想法成真。他住在学校，走路去上课，为了锻炼身体，他常爬楼梯而不是坐电梯。为了控制血糖，他很少吃主食，每天只吃两餐。他左手使用鼠标，因为多年前右手用鼠标过多落下病根。他把办公桌靠墙摆放，把另一侧桌面留给访客，两个电脑显示屏一览无遗。他略显消瘦，乡音不改。

在这个当年自己读大学的城市，他试图重新寻找大学的感觉。

管坤良和学生在课间讨论

管坤良能上大学，简直是一个奇迹。曾经他是全家唯一一个识字的人。

他出生在桐乡县虎啸乡景卫村的一户农民家庭，排行老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6岁那年，乡里建了一所小学。父母不识字，哥哥姐姐也没有上过学，因此全家人达成一个共识：家里条件再难，也要供管坤良读书。

“那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雨伞，没有雨鞋。碰到下雨天，爸爸就背上我去上学。”

恢复高考后，他从公社办的高中，考入杭州大学生物系。这所高中后来被关停了，管坤良是这所高中历史上唯一一名直接考上大学的人。而在进入大学前，他从来没上过生物课。

堪称奇迹，但还不是转折点。

转折在大三，管坤良受到一位绍兴同学的启发，决定去考研究生。两年后，他考取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并通过CUSBEA项目赴美留学。CUSBEA是由DNA测序先锋吴瑞先生发起的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生命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

后来，管坤良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双专一性蛋白磷酸脂酶的人，而这一类酶在细胞生长、细胞分裂和细胞癌变过程中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因此荣获了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青年科学家奖”和北美华人生物学会“青年科学奖”，等等。

作为大学教授，管坤良和付向东都深知，本科在一个人求学生涯中的重要性。这种认知，也许就来自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付向东和管坤良分别是CUSBEA项目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同学。

付向东的故事更是离奇。

CUSBEA成绩公布后，付向东有一门课的成绩是全国前十名，但另外一门，是全国最后一名。这明显就不对，付向东提出要查阅试卷。结果是，负责登记的老师把考号抄成了分数。更正了成绩后，当年赴美已经来不及了，付向东是第二年去的。

现在，这对曾经的“同学”，再次一起站在教室门口。

第二届CUSBEA赴美留学生

早在付向东上课的时候，管坤良曾经跑到教室，坐在后面旁听，观摩付老师怎么上课的。其实，这门课也常有年轻的老师和博士生来旁听。在旁听的时候，管坤良还问我们这些外行，对课程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想一直教下去，而不是一个学期，希望这门课在未来能成为一个品牌。”管坤良说。

所以，他不断收集反馈，并迅速执行。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在科研中获得的思维训练，如何体现在教学上。

课程的教材有1400多页，这意味着，每次一个半小时的课程，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在100-200页的范围。这需要老师在备课时做极大的凝练。在课堂上，老师们还需要囊括两个问题——

问题由何而来？最新的研究进展是什么？

科学不是无源之水，科学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彼此相关相连。这恰是几位老师所重视的，尤其反对照本宣科。在课程体系里，很多生物学概念的由来，他们都见过亲历者。所以，这门课，也是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史。

管坤良（右）和学生一起下课

比如，讲到细胞内的囊泡运输，Randy Schekman正是这一机制的发现者，因此也拿了诺贝尔奖。付向东认识Randy，就会讲其背后的故事。Randy的导师研究的是哺乳动物细胞膜，但Randy考虑到酵母菌更易培养，转而研究酵母。这导致他最初的研究申请被驳回，但最终坚持下来了。Randy也有一个“反叛”的学生——David Baker——他是蛋白质设计领域的先驱之一，完全超出了导师的方向。

而直到本科生翁歌华见到了Randy，他意识到，生命科学研究的历史，无非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的接力。当时Randy来西湖大学交流，和本科生一起吃午餐，就坐在翁歌华的斜对面。

 Randy Schekman在西湖大学

翁歌华说，虽然管坤良教授一直强调，不要太相信老师，老师知道得很少，但其实老师知道得很多。“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也许是想告诉我们，在复杂而神秘的生命之前，最好保护好自己的好奇心。”翁歌华说。

付向东和管坤良交接后的一周，试卷发了下来。题目是付向东出的，都是英文论述题，其中有一个是这么问的：

溶酶体含有大量酸性水解酶，可降解多种生物材料。如果溶酶体受损，其内容物在胞质溶胶中泄漏，会发生什么？

这个题目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没有限定你的想象和思考的边界，当然，如果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也必须对细胞有足够的了解。

试卷也是付向东自己批改的，他用了蓝色的笔，答题有不对的地方，他做了补充和点评。他没有用红笔，也许他根本没有红笔。

管坤良在课堂上讲到细胞分裂，其中涉及到英国科学家Tim Hunt发现了细胞周期中的关键调节因子。讲到此处，管坤良微微一笑，反问在座的同学：“你们知道，Tim怎么发现的吗？”

“给学生上实验课的时候发现的。”管坤良自问自答。

当然，能有如此突破，主要是靠Tim Hunt在之前的研究积累。不过，上苍给认真上课的Tim Hunt一个小小的奖赏，凭借此发现，他拿了个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