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区，坐落在云南省昆明市的中心，也是众多高校、科研机构聚集地。

当游客从全国纷至沓来，造访这片历史悠久的区域时，一二一大街298号这个地址，是许多人的行程清单上一定会造访的一个地点——因为这里，是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也是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图片来源：西南联大博物馆

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对这所办学仅8年的大学心生向往？它最为人熟知的成就之一，是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171位两院院士……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等待我们去品读。西湖大学工学院PI师恩政推荐了一本书：《联大八年》。这本指导了他十年前一趟特别旅程的书，或许可以成为你对西南联大认知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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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寻访西南联大”的旅程，“走”出了一本书

在阅读这件事上，通常是由“知”到“行”——也就是我们先读书，由书中的篇章触发后续的行为。但对于师恩政来说，却是一次特别的“行”，让他找到了《联大八年》。

2011年7月，从山东大学保送入北京大学的师恩政，正在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值研究生二年级的暑假前夕，和往年一样，他和不同专业的同学一起策划起了暑期实践活动：“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一直热衷于社会实践活动。它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增加和社会接触的机会。”最终，西南联大西迁昆明过程中的“湘黔滇旅行团”进入了他们的眼帘。

1938年，由于战事逼近湖南，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需要进一步西迁至昆明。当时师生分三路进行这场迁徙，其中唯一一条基本靠步行的线路，即为湘黔滇旅行团。由闻一多、吴征镒等教师带队，近300名师生历经68天，横跨湖南、贵州和云南，在行走了3500华里（约1750公里）后抵达昆明。师恩政说：“这一段旅程，被誉为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长征’。当时师生们同样也抱着了解民情、考察风土的目的，进行了社会实践。所以我们也想走一次。”

重走这个行程可行吗？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师恩政发现了《联大八年》这本书。在这本书中，由吴征镒撰写、记叙了这趟西迁全程风貌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一文，最终成为了他们这趟致敬之旅的“完全旅游导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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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一九四六年的“校刊”，重现一段历史

为什么如此青睐这本书的内容？事实上，《联大八年》初版于一九四六年，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是一本由西南联大学子自行组稿编撰的读物，记叙了西南联大的过往。正因为类似于一本详实的回顾“校刊”，它就成为了后人了解联大珍贵历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师恩政边翻阅边总结说：“联大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集体，这本当年的文献记录了他们生活里非常具体的事情。”

“历史回顾”章节介绍了联大校史上的重大事件，比如五四纪念活动、壁报活动、民主运动等。“联大生活”部分，囊括了师生学习与生活点滴，比如近乎天天上演的跑警报是怎样的场景，除了我们熟知的汪曾祺版《跑警报》，在本书费孝通《疏散》一文中也可以找到当年的景象；那时候同学们在联大的诗社、美术社、体育社，都在做些什么活动，也都得到了详实记录。“联大教授”篇章中，《教授介绍》则像学生们眼里的教授“百科全书”，各位老师上课是什么风格、习性如何，有什么过往的人生经历，都能查到。

2011年08月12日，暑期实践团在西南联大旧址采访联大校友（第三排左一为师恩政）

回到《长征日记》，师恩政回忆：“这篇文章记录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具体行程，对我们的实践考察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行程。”师恩政带领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实践团队用了21天的时间完成了这趟行程。他们走访了六七个城市及沿途县镇、村落。效仿七十余年前的师生，他们也深入当地，对建筑风貌、少数民族生活、基层教育发展情况等做了调研，并且在长沙和昆明拜访了一些西南联大校友。

另一篇令师恩政印象深刻的文章，是冯友兰先生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这篇1178字的短文，正是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碑文。如今，这块由闻一多先生篆刻、罗庸先生手书的纪念碑，不仅矗立于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上，它的复制版也静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校园中。“千秋耻，终已雪……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既往烈”，师恩政感慨道，“请试想一下，回到抗战刚刚胜利的年代，西南联大的师生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树立这座纪念碑之时，思及此次南渡之后的北归，以及历史上晋、宋、明时代的三次南渡，他们是何等的百感交集，对未来又是何等的期待。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和平发展的机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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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战时临时性的高等学府，光芒永照一代代人

近些年，以西南联大为主题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使得这所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学走入越来越多大众的眼帘。但实际上，这股“西南联大热”从来没有消退过。

为什么西南联大如此伟大？为何它是如此值得怀念？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师恩政给出了他的理由：“我感触最深的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有了多媒体教学，有了空调暖气，有了可供自由选择的教材。而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们不仅学习条件简陋，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但从西南联大却走出了无数顶尖的科学家，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无可否认，当时联大的确有着全国最好的教授资源。但是同时激励联大学子们前进的，是身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之中，他们所坚持的‘科学救国’的理念。”

2015年07月20日，师恩政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前留影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抉择的时候，师恩政也曾经有过迷茫：“比如在北大学习，或者后来在美国做博后期间，有时候难免会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一想到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的科学家，就觉得人应该追求一个‘大我’，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或者人类的命运联合起来。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孤独，也会觉得更有力量。联大先辈们的事迹是不竭的动力。”

十年后，师恩政加入了西湖大学工学院，带领先进材料和功能器件实验室的博士生们探索前沿材料。十年前“寻访西南联大”的旅程和《联大十年》这本书，让他对教书育人和科技创新有了新的认识：“作为老师，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所从事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要和时代的需要相结合，个人的理想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唯有如此，我们的事业才会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