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在强调学科交叉的西湖大学里，是个绝对高频词汇。最近，西湖大学WeMeet讲台也迎来了一位正在进行“跨界”研究的全球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冯氏讲席教授陈志武。

当经济学碰到历史学，会发现哪些“新鲜事”？陈志武教授带着与合作者王万达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来，引导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下有的地区经济发达，另一些地区发展较慢？这一问，点燃了师生们强烈的好奇心，在报告厅人头攒动的期待中，这场“穿越”正式开始。

【主讲人介绍】

陈志武，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冯氏讲席教授。他主要的研究工作涵盖金融学理论、金融社会学、经济史、量化历史、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等课题。

多年来他得到的研究奖包括格雷厄姆•都德奖(2013) 、Pacesetter研究奖(1999) 、默顿•米勒研究奖(1994)、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1994) 。他于1990年取得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90至1995年间担任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1995至1999年间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金融学副教授；1999至2017年为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教授所著《金融的逻辑》获得过23项最佳年度图书奖，《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获得和讯网最佳图书头等奖。2012年全球咨询公司Burson-Marsteller在其 “G20 Influencers Report”(G20国家最具影响力人物报告)中将陈教授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十人”之一。目前，他在专注于撰写《文明的逻辑》，探讨人类文明的演进和人类历史中的许多创新，内容涵盖社会秩序、科技与迷信、社会与家庭、宗教与文化、金融市场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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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到中国——远古，竟然与当代的世界“重合”？

“因为我们西湖大学（新校区）将搬到杭州的北边、在良渚边上。良渚五千年，是不是可能会变成西湖大学传承的文化一部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一开场，陈志武教授在耶鲁大学的老同事、好朋友——讲座主持人遗传学讲席教授、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开了个玩笑。

陈志武教授的分享，也正是从“身边”的情形开始。家乡为湖南省茶陵县的他，展示了一张湖南的行政地图，图上标注了湖南各市1979年以来产生的地级官员数情况：常德、益阳还有长沙，这三个地区市官员数量排名前茅。从地图上来看，湖南的北面，比东、南、西面出了更多的官员。不同地区官员人口不同，也意味着每个地方有着各异的官员密度。

接着，一个看似“大胆”的连线来了。城邑，指的是有城墙或者是城壕围起来的地方。四千多年前龙山时期的7个古城邑（或称文明摇篮），是当时的经济与政治中心。那么，现今湖南城市的官员密度，与这些地区跟史前古城的最短距离之间，有怎样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陈志武指出，这两者存在严格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区距离那些远古的城邑越远，它现今产生的精英越少。

更不可思议的一幕来了——当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全国，将龙山时期的城邑分布地图与我国2010年地市级夜间灯光强度的地图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这些区域高度重合（唯一差别为沿海地区）。夜光强度是由卫星所记录下来的数据，相较真实地反映了地方经济水平。这说明，如今发达的区域，与四千年前的史前出入不大。这是为什么？

“像我们这样做经济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的人，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找到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原因。”陈志武说。

这项研究想要回答的4个关键问题也浮出水面：

第一，在历史上及当今中国，各区域经济与实力的差异（人均GDP、人力资本水平等），是否在史前已初步形成？

第二，受史前经济与政治中心辐射的周边区域，到近代是否仍然余热未尽？

第三，不同史前区域文化对中国过去千年的发展是否影响程度各异？哪些史前文化的影响更大？

最后，史前文明通过哪些渠道继续影响今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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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朱者赤？用统计学检验龙山古城邑和后世发展的关系

与以往循序渐进的讲座有所不同，在这场分享中，陈志武教授一上来就把研究的结论展示给了师生们。这是因为此次分享的重点并不全是成果，而是在人文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相关的课题中，学者们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做研究的。

与理工科课题类似，在开展研究前，陈志武团队回顾了该领域内的文献成果，包括Jared Mason Diamond（社会学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Louis Putterman、Oana Borcan在内的学者，对世界多地展开研究，提出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即史前）；同时，哈佛大学教授Melissa Dell等学者，通过对越南、意大利等地的分析，发现过往的历史事件、现象或制度，可以通过某些渠道（比如文化习俗、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对当下产生持续的影响。

针对本次研究的核心问题，陈志武团队将距今四千年到五千年以前的龙山时期设置为参照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一段历史？陈志武解释：“一直到公元五千年以前（距今七千年前），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文明’或者‘中华文化’，还没有完全发展成型。”就拿古城邑作为指标，距今七千年前，古城邑仅有13个；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间，城邑有56个；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间（即龙山时期），城邑有了128个。此时，聚落、城邑数量暴涨，涌现大型城邑，中国社会不同的地区性文明中心开始初具今天的形貌。

“规模越大的古城邑，需要的管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越强，也就指示这些地区的文明更发达。”陈志武说。进而，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新砦、湖北石家河、山东尧王城、四川宝墩，作为面积不少于一平方公里的7个城邑，从128个同类地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这项研究中龙山时期的代表城邑。

远古的“坐标”已设定，“现世”的指标在哪里？陈志武说，为了衡量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他们采取了多个指标。在人力资本方面，纳入了各个地方历代产生的精英数量、官员数量（来源：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缙绅录》和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同时，收入了中国2018年人均GDP水平（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与2010年夜光强度指数（来源：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控制了其他影响途径的变量，以排除这些途径带来的影响——诸如地形崎岖程度、距离河流/海岸线的最短距离、年均气温、年降水量、粮食适种程度、是否为省级行政中心等。陈志武说：“我前面说的洞庭湖周边的岳阳市和常德市出的官员很多，杭州良渚古城邑周边出的官员也很多，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地理环境很好、气候温和，降雨量也比较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所有这样的地理因素、气候因素都给它排除掉。”

尽管陈志武看似“云淡风轻”用二三十分钟就向大家介绍完了研究背后的数据选择逻辑，但事实上，自两年前这个课题项目启动以来，就有庞大的团队在不断收集数据，“最多时候有近100个学生参与”。严谨，是陈志武回忆这个课题时最常出现的形容词。

确定了比对的参照物和数据来源，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将数据代入设定的回归模型，进行运算。陈志武笑言：“很多理工科的同学可能会猜想，我们研究经济、历史，一点数学都用不到。其实我们经常使用数学，回归方程式就用得非常多。”究竟现今地区发展程度的高低，与这些地方和龙山时期的古城邑距离远近，有何关系？就让数字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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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今时经济社会的地理格局，成型于四千年前

“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大家可能早就想到了，不会有什么‘不好的’”。陈志武用8张回归分析的结果数据表，向大家一一解释了细化的研究发现。

首先，正如讲座开场时对湖南及全国的观察，距史前七大古城邑距离越近，这些地区在宋、明、清代产生更多有传记记载的 “精英”，进士也更多。自清代、改革开放以来，它们的官员数量显著更多，人力资本积淀强。到了今时今日，也有更高的人均GDP与夜光强度。陈志武说：“所以我们总的结论是，中国今天社会经济地理格局，在大概距离现在4千多年以前已经形成，并且影响延续至今。”

影响多大？举个例子，拿中国2018年各城市的GDP来说，回归结果显示，48%的差距都可以用它们和古城邑的距离差异解释。换句话说，2018年48%的“收入差距”在四五千年前就确定了。

进一步讲，在这7个古文明中心里，哪些对中华文明的作用更大、更必不可少呢？陈志武团队通过在回归模型运算中去除每一个文明中心，观察重点数据的变化，找到了结论。总体上看，自南宋以来，这些不同的史前文化的地位（即影响力）有所变化，良渚文化的地位有所上升。他说：“在解释清朝的精英、官员的密度，和1979年以来各个地区的官员密度上，如果去掉良渚这个文化中心，数据上看是不可以的。”

解决了现今一地兴旺与它们和古城邑距离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便是四千年前的文明是以何种渠道被传承下来，进而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呢？“实际上，传导机制在文化。”陈志武指出。运用量化历史研究思路，他们以地区至今留下来的族谱密度（每十万人有多少族谱），作为儒家文化对这个地区影响力强弱的指标；接着，通过统计学中两阶段的回归分析，他们确认了儒家宗族文化正是这些古文明的延续渠道。

为什么影响是通过文化传承，不是遗传和基因？按这样分析，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在历史长河里发展希望多大？计算距离时是直接采用地图上的公里数吗？……在两个多小时头脑风暴后，观众的思路被打开了，向主讲人抛出了更多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研究成果？陈志武教授总结说：“就像你们研究科学，我们的课题希望原原本本客观看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是历史上就已经定下来，又有多少，是可以人为去努力争取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