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选择。

施一公之所以成为施一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选择”——

35岁时，他成为美国常春藤高校——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41岁时，他放弃美国终身教职，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

48岁时，他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却在不久后辞职，从零开始去“创业”。

51岁时，他投身创办的西湖大学获教育部批复成立。施一公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校校长。

这些“选择”的理由，藏在了施一公近日出版的首部作品《自我突围》里。似一部自传，施一公分享了他的家世、成长、师友故事，以及在教育和科研事业上的经历和观点。其中不少内容是首次披露。

书开书合间，我们将通过施一公的所思所想，识别出一个当代中国科学家的人生观。

这时，我们看到的似乎又不止是一个“施一公”了。

1、

在书里，施一公说：“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效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这是最自然不过也最让人自豪的成就感！”

2008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大学。

消息传来，哗然一片。

《纽约时报》曾在名为《逆势而上——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报道中开篇就用施一公作为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著名教授罗伯特·奥斯汀则表示：“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是什么，让一个中国人“最自然不过”的“回家”之行，成为舆论焦点？

也许，因为时代变了——

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有以容闳、严复、秋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留学生推翻帝制；有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留学生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种；有以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茅以升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留学生寻求科学救国之途；第四代留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奔向苏联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改革开放后，施一公和众多的第五代留学生，已经站在崭新的中国。他们仿佛不再需要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了——是吗？

施一公当然明白，什么是世俗的“成功”：“回国前，吃的、穿的、用的，房产、汽车，我都有了，学术地位、荣誉奖项，我也有了，我还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在几乎所有不了解我的旁观者眼里，我已经完美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

可是，他却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去成为祖国巨变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此后，从回到清华大学，到创建西湖大学，施一公所做的每一个人生重大决定，都是围绕着国家所需。

一个人的抉择，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正是在巨大利益面前的取舍。这是“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博弈。

的确，时代在变。

国家日益强盛，百姓日渐富裕。出国留学，不再是少数家庭的选择。“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也是中国多年来的留学政策。

但时代也变得复杂。

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亦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打开了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争夺的机会窗口。

施一公在书中提及，早在2008年，他关注到“美国科学开始衰退”的说法在国内广泛流传。当时他就清醒地指出：“美国科学之强大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它不仅仅没有衰退，而且会在今后几十年内很强势地引领世界发展。”

字字警铃。

中国正在面临许许多多的“卡脖子”技术问题。现实告诉我们，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迫切地呼唤着更多愿意投身国家发展的科学家。

这种迫切感，丝毫不比从前弱。

从这个意义上，“海归”施一公延续了老一辈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矢志报国的精神。

他亮出了一群人的底色。

2、

回到科学竞争的话题。

诚然，刻苦是成功科学家的硬素质。施一公在书中强调，“时间的付出是必须的”。你完全可以从他分享的工作安排上识别出他的勤奋。

然而，创新才是科学的本质，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

从过去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北斗导航、“嫦娥”奔月、量子科技，无不是靠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取得的。

当下，中国的科技创新做得还远远不够。

正因如此，2005年，钱学森才会在晚年发出感慨：“那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问的是人才，也是创新。这个问题，萦绕至今。

书中，施一公专门撰写了一篇《试答钱学森之问》。

他认可高考是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最公平的选才模式”，承认自己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在美国读博士时，他一度跟不上生物课，成绩几乎到了不及格的边缘，是应试教育打下的数理基础支撑他恢复信心。

但是，事有两面。

在美国，施一公运用应试教育的解题思维，学业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当他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之后，却开始惴惴不安。

他开始反思：“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寻找标准答案的惯性思维深入我的每一个细胞，即便在博士毕业之后的独立科研生涯里，我仍然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常常选择相对保守但回报较为丰厚的研究课题。”

但科学研究的前沿，恰恰是那些前途不明、具有高风险性的领域。

缺乏冒险精神，保守地选择“追尾巴”“照镜子”的科研方向，注定将永远落后于人。而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求不来，也买不来。
施一公决定“以身作则”。回清华之时，不惑之年的他“把大部分力量用来投入崭新、高风险、没有任何成功把握但激动人心、令人痴迷的研究方向。”

他坦言，当初选择这些方向的时候，“任何一个都没有哪怕5%胜算”。

的确，创新意味着冒险，冒险就意味着失败的风险不可测。

当时，有不少看客在“吃瓜”：回国动静搞那么大，施一公到底能有多厉害？ 

可想而知，施一公承受的压力有多大。而2008年到2011年期间，当4个主要方向全部折翼时，施一公在挣扎焦虑中，认真考虑过退却，最终却依然选择在“妥协”中前进。

他调整策略，专攻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1个领域。终于在2013年开始收获了突破性进展。2023年年初，西湖大学施一公团队又在该领域取得重大原创发现——找到了可能触发阿尔茨海默病记忆衰退的“机关”。

这一发现意味着，也许未来，阿尔茨海默病有效的治疗药物将不再是“零”。

创新就像是一条发掘宝藏的路。宝藏注定珍稀，挑战注定巨大。

3、

如果说，科研创新首先在于做好自己。施一公的心里，则远不止只做好自己。

比如，他参与创办的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

这里需要引出一个概念：战略科学家。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

战略科学家，具体而言，是具有深厚科学素养、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的科学家。

他们中，有的是深藏功名，埋头苦干，以突出的科研成就“追平”西方百年科技发展进程；有的，则可以从宏观层面上，为国家科技决策提出具有前瞻性、可实施性的建议。

书中，专门有一章“科教心得”板块。《教育改革的支点：高校自主权》《引进高层次人才时不我待》《论中国核心竞争力：人才》等文章，有理有据地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不足，和解决路径。

突破科研创新落后的关键点，也许就在体制改革上。

2015年3月，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和王坚等7位倡议人向中央呈递关于试点创建一所立足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得到了积极肯定。2018年，西湖大学正式成立，施一公是首任校长。

学校一诞生，就超常规发展高等教育，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加快培育“以天下为己任”的“高精尖缺”人才。

为此，施一公学习去做许多他不擅长的事。

比如，“害怕”面对公众、并且已经被一部分公众误解的他，一次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录综艺、开讲座，甚至直播招生，因为太多民众还不了解“西湖大学”；再比如，“从来不看重钱”的他，一次次放下身段去募捐，因为西湖大学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相比“神性”，我们渴望看到科学家的“人性”。因为把一个科学家送上高高神坛的代价将是，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再走上去。

因此，当各种新闻报道把施一公和“引领全球”“高地建设”等高大上的定语绑定时，他总是希望展现自己的平凡。

他在书的后记中说，出版作品集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施一公”。

你以为，施一公从小又乖成绩又好？

实际上，他生性贪玩，初中前两年的学习成绩勉强维持在班级前十。初三时一次早读课，因为和同桌交头接耳，还挨过班主任狠狠一个巴掌，受到当众呵斥。因为羞愧难当，从此才开始认真听讲。

到了美国读书，他又觉得生物怎么这么难学，兴趣也提不起来，讲座听了十分钟就睡过去了，大家一鼓掌就醒了，刚好一块儿走。因为考试不及格，他还差点丢了奖学金。

你以为，施一公从来都是意志坚定、目标明确？

实际上，他的第一个职业规划目标是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去从政，后来又想去做买卖。天知道他克服了多大的心理障碍，才会在学校食堂门口摆地摊卖耐克。他甚至还做过三个月的导游。

即使博士读完之后，他还不清楚自己能干啥、会干啥，曾经考虑过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还差点成了卖保险的。

你以为，施一公又搞科研，又办学校，真的不会累？

实际上，年纪大了，他记忆力变差、体力下降，还掉头发，出现斑秃。女儿的微信名给他的备注是“某秃顶人士的龟驴”。有一天，他发现怎么都洗不干净脸，结果夫人提醒他：那不是脏东西，是老年斑。

……

这些故事都告诉大家，科学家一直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就像施一公自己总结说，他“小时候调皮捣蛋，长大了桀骜不驯，有私心杂念，有七情六欲，既爱面子又小心眼儿”。

不过，一个苦恼着普通人的苦恼，有趣着普通人的有趣的科学家；一个一步步从迷茫中走出，从困难中爬起的科学家，难道不是更真切、更可爱吗？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讨论施一公和他的《自我突围》时，并不仅仅是在讨论施一公，他是一个人，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个群体的折射，一个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符号”。 

我们想知道，眼下这个新时代，我们究竟对当代科学家，可以抱有怎样的期待与想象。